拍电报,对于今天不少人来说,已是很陌生的了,可在当年,电报在百姓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
开着摩托车送电报的投递员蛮“拉风”的,身上挎个绿邮包,整天风驰电掣在弄堂里穿梭。“×号来电报啦!”投递员在门外连声叫着。“来啦,来啦!”户主接过电报,并在回执上敲好图章说声“谢谢侬哦”。如果该户人家没有动静,邻居也会拿出自家图章代收电报。“突突突……”摩托车一声轰鸣,驶出了弄堂。
弄堂人家对电报有一种神秘感,当送电报的摩托车停在哪家门口,左邻右舍都会出来看看,猜想着有什么大事了,户主更是一阵莫名的紧张,生怕有什么事情发生。
有一次,我半夜里听到摩托车进弄堂,在我家门口停下。我先是一惊,继而叫醒了父母,全家人都紧张兮兮的。后来听到投递员敲隔壁的门,叫着邻居的名字,全家人才松了口气。摩托车还没开出弄堂,就听到隔壁邻居家有人嚎啕大哭了。次日一问,才知邻居的老父去世了,是她弟弟从乡下拍来的电报,只有四个字:“父逝速回”。那些年,弄堂人家都怕半夜里收到这种电报。
当然,弄堂人家拍、收电报不仅仅是红白喜事,还有探亲,出差坐火车、轮船前,拍只电报给家人或亲友,望其在某日某时到车站接人。“×日×次到沪”。每次接到这样的电报,同学建华的母亲脸上都会露出灿烂的笑容。她会叮嘱儿子与我去北站接她从黑龙江回来的大儿子。到了北站,我俩拿着电报到指定的窗口买站台票。从三棵树方向开来的列车经常晚点达一两个小时,我与建华在站台上吃足了西北风,冻得“刮刮抖”。火车慢慢驶进站台,建华哥在窗口向我们招手。列车才停下,建华哥从窗口扔下了一包又一包的行李,足有七八个,最后才从窗口跳了下来。到建华家后已是深夜了。
弄堂人家有什么急事难事,需要告知异地的子女或亲朋好友,也是以拍电报的方式来转达。时常有大人来找我帮忙起草电报稿的。那时,我已是一个中学生了,会点“舞文弄墨”。拍电报是以字数多少算钞票的。我记得好像是三角钱一个字。所以,每写一份电报前,总要字斟句酌。先听他们说个大概意思,再惜字如金地写成电报稿。有一次,邻居的一个老头说了一大堆的话,我把它归纳了几个字,老头有点不开心了,说我讲了这么多的话,你只写几个字,以为我敷衍他。我跟他解释,帮你多写一个字,你就少买一篮头青菜。老头一听,赶紧说“减字、减字”,还夸我能写会算。
第一次带着草稿去邮电局拍电报,看到电报纸有几十个格子,填写时不知从何入手,问了营业员数遍才搞清格式。除了写上电文,还要写清发报人与收报人的姓名、地址,我写得战战兢兢的,不时写错,数次涂改,写了四次才算合格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随着电话、传真机的普及,电报业迅速衰落,送电报的投递员也成为仅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职业了。(陈建兴)